既派活又发工资,但始终不承认劳动关系

  在建筑工地学得一手油工工艺后,司川行开始专业从事室内装饰作业。2017年5月,他入职北京一家室内装饰设计公司。不知这家公司是怎么想的,它既给员工派活儿干,又要验收质量,既统一发放服装又按时支付工资,但到头来始终不愿承认与员工存在劳动关系。

  “我们农民工也不在乎有没有劳动关系,只要干活儿发钱就行。”司川行说,今年年初,公司拖着19297.8元工钱不开支、扣着2000元押金不返还,他申请了劳动争议仲裁,后来又到了法院。法庭上,公司将用工关系推给安徽一家劳务公司。查明实情后,法院于10月16日判令公司向司川行支付劳务报酬并返还押金。

  派工发钱什么都干

  但不承认劳动关系

  司川行说,他今年29岁,已经在工地上当油工多年。他所在的公司主要经营室内装饰工程设计业务,偶而也承包一些工程。由于家庭装饰业务分散、工程项目多、技术难度不大,所以,公司一般都将具体施工业务转包给其他劳务公司或个人。

  “公司不愿意雇佣固定的工人,原因大概是不想养闲人。装饰之类的工作时有时无,如果没有工程可干,老板还要支付工资、缴纳社保,效益肯定会下降,弄不好还要亏本。”司川行说,现在的市场行情是:只要老板有装饰业务,随时都能找来人干。因此,劳务公司也得听老板的。

  “我在公司两年多,干的所有活儿都是公司派的,有人监工,还有质量验收,只有工程质量合格才支付报酬。”司川行说,以前的收入还可以,基本不拖欠,但今年以来,公司效益不好,因索要报酬双方发生矛盾。

  因公司否认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司川行向法院提起诉讼。他请求判令公司及安徽某劳务公司连带向其支付劳务费19297.8元、质保金2000元。

  司川行诉称,其入职后,公司一直通过手机客户端APP向他指派工作任务。他按指令,到公司承包的具体家庭进行室内装修工作。期间,公司对他进行直接管理并按照他的工作量核算劳务费用,之后由安徽劳务公司通过银行转账向他支付。

  现因两家公司拖欠上述费用,根据两家公司共同雇佣他的事实,司川行请求判令二公司连带向其支付该费用。

  公司辩称未招员工

  劳务单位也推责任

  公司辩称,其从未与司川行签订任何劳务合同。在用工方面,公司统一与安徽某劳务公司签订《劳务承包合作协议》。该协议约定:公司每月按工程进度将工程劳务费支付给这家安徽公司,然后,由安徽公司自行对其签约工人发放劳务费。本公司并未与安徽公司的员工发生直接的劳务关系。

  公司称,从司川行提供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中,也可发现其收取的劳务收入是安徽公司支付的。现在,司川行提起劳务诉讼纠纷,但未提供其与公司之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的任何证明材料,按照法律规定,其应承担不利后果。

  此外,公司还否认与安徽公司存在共同雇佣司川行的事实。公司称,其与安徽公司系两家独立的法人单位,对外各自承担法律责任。双方签订的《劳务承包合作协议》为各自真实的意思表示,具有法律效力。对于司川行提供的劳务,两家公司均按协议约定履行了各自的合同义务和责任。

  不过,公司承认,根据上述协议约定,安徽公司所雇员工虽与本公司不存在任何劳动合同关系以及经济关系,但必须到本公司登记备案。尽管如此,公司仍然认为司川行的诉讼请求无事实根据与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安徽公司未到庭答辩,但提交书面答辩状,称其不是适格被告,司川行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双方之间亦不存在劳务关系。

  安徽公司辩称,从司川行的诉状和提供的证据可以看出,其入职单位是设计公司,设计公司通过手机客户端APP指派其工作并核发报酬,二者之间应当存在劳务关系,本单位不是劳务关系的合同当事人。其之所以受委托向司川行代付部分劳务费用,是根据其与设计公司之间的合作关系而提供该项服务,而这种服务关系并不对设计公司与司川行之间原有的劳务关系产生任何影响,更不表明司川行与本单位之间存在所谓劳务关系。况且,自2018年年初开始,这种代付服务已经结束,本单位也从未收取过司川行任何形式的质保押金。基于该原因,请求驳回司川行对本单位的诉讼请求。

  法院审理查明真相

  判令公司支付报酬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司川行向法院提交了公司产业工人管理系统“美装工匠”APP截图、银行流水明细,用以证明他为公司提供劳务及公司拖欠劳务费一事。因安徽公司曾向其发放劳务费,公司于2018年6月21日仅向其付款444.2元,所以,他主张两家公司应当向其支付相应的费用。

  公司承认“美装工匠”APP确系其产业工人管理系统,但称在用工方面已与安徽公司签订《劳务承包合作协议》,其只负责每月按工程进度将劳务费支付给安徽公司,再由安徽公司自行对工人进行发放。

  经查,公司的操作流程:安徽公司招聘工人后,工人需到公司住所地登记、面试。聘用后,工人与安徽公司签订合同,后工人到公司培训并下载安装“美装工匠”APP、进行注册,领取公司的服装。派工时,公司以任务包的形式通过“美装工匠”APP发布,由工人自行抢单。接单后,工人自行与项目经理联系、对接,听从项目经理安排施工。完工后,由业主、公司质检员、项目经理当场验收。验收合格后,工人在“美装工匠”APP提起验收申请,由公司结算部按照工人具体的工程量核算劳务费。核算后,公司通过“美装工匠”APP向工人发送确认结算金额的信息,待工人点击确认后,此款项转入到未付款金额中。未支付的劳务费由公司先支付给安徽公司,再由安徽公司给工人汇款。

  为核对欠款事实,法院要求公司打开“美装工匠”APP,而公司称该APP由深圳一家公司维护,因欠费目前无法打开。经法院释明,公司仍不提交其与深圳公司之间的合同,亦未提供司川行在“美装工匠”APP中的未付款金额。法院到深圳核实相关情况,相关单位因地址不明无法核实。

  虽然公司否认与司川行之间有劳动关系,其只向公司提供了劳务,但是,法院认为,按照法律规定劳务合同中提供劳务的一方亦享有索要劳务报酬的权利。根据司川行提供的公司的产业工人管理系统“美装工匠”APP截图、银行流水明细及公司的陈述,可以认定司川行曾在公司的产业工人管理系统中接单,并为公司承接的业主住宅室内装修装饰工程提供劳务,劳务完成后,由公司对其工程量进行核算,并委托安徽公司支付部分劳务费。尽管司川行未与公司签订劳务合同,但双方已实际形成劳务合同关系,公司应履行向司川行支付劳务费的义务。

  根据现有证据,仅能证明安徽公司接受设计公司的委托向司川行支付部分劳务费。而仅仅根据这一项,是不能证明其与司川行之间存在劳务关系的。因此,司川行要求安徽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

  鉴于公司不能提供APP后台的真实数据,也不能提供实际所欠劳务费的具体金额,法院采信司川行的主张,为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判令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司川行劳务费19297.8元,退还质保金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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