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浙江湖州出台的《关于建立“劳动者维权异常名录”的实施意见》，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劳动法律师苏文蔚对《工人日报》记者表示，此举有利于规制权利滥用的行为，平等保护劳动关系双方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在当前疫情环境下，对于推动企业复工复产、稳定就业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可以说，这是在“职场碰瓷”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建立起一道防火墙，将不诚信的“劳动者”排除在劳动关系之外，但在实践中，也要审慎把握，避免对劳动者正当维权产生消极抑制作用。
苏文蔚分析指出，“职场碰瓷”的发生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法律层面的因素。《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用人单位需承担未签合同二倍工资等，让一些人看到了利益空间。而劳动仲裁取消收费，即便是提起诉讼也只需要5元或10元诉讼费，使得“职场碰瓷”者碰瓷的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二是企业侥幸心理为“职场碰瓷”提供了空间。虽然《劳动合同法》实施已经10多年了，很多企业仍存在侥幸心理，用工不规范，成为“职场碰瓷”者寻找的目标。
三是行政执法和仲裁司法中，为了定纷止争，倾斜保护没有把握好尺度，进一步诱发了模仿和重复。
“尽管治理‘职场碰瓷’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也要防止对劳动者正当维权产生消极抑制作用。由于名录条件设计的时间跨度最长达三年，劳动者出于对可能上名录的担忧，当劳动权益真的被侵害时，也不敢投诉举报、申请仲裁。”苏文蔚说。
在苏文蔚看来，在治理“职场碰瓷”的同时，也要畅通渠道解决劳动者的正当维权诉求，同时加大对企业合规建设的要求，让企业严格遵守劳动用工法律法规，堵住管理漏洞。
